匪夷所思：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收藏家？
匪夷所思：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收藏家？
来源 ：《人民政协报》
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收藏家?听起来这却又像是一个伪问题。
谁是中国当代收藏家?
经常听人说，中国至今还没有收藏家——原因是现在的人们把艺术品完全当作投资的产品，“收”下了，“藏”不久，倒来倒去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，有点像过去人们常说的“投机倒把分子”。
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收藏家?听起来这却又像是一个伪问题。
中国人自古就喜爱收藏。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证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全国性的收藏高潮:第一次是在北宋;第二次是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;第三次是在清末民初。其共同的表现特征在于，上至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，踊跃参与其中，市场交易活跃，整个社会形成了以收藏为乐事的风气。而在今天，人们普遍认为，继房地产、股市之后，艺术收藏市场成为第三大朝阳投资产业，已经形成世界性的共识。而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，也正是中国进入历史上第四个全国性的收藏兴盛时期。
新中国的收藏热，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后。1992年10月3日，深圳市动产拍卖行(现深圳市拍卖行有限公司)在深圳博物馆举办了“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”，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关于“中国书画”的专题拍卖会;1992年10月11日，由北京市文物局等主办，北京市拍卖市场执槌的“1992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”，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多门类的艺术品拍卖会。屈指算来，到2009年的10月，正好是17年。
目前，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划分出三级市场的雏形:一级市场主要由画廊等艺术品经营机构组成。据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的报告，中国内地的画廊总数为12297家，其中北京最多达1380家。2007年画廊从业人员2.59万，到2008年为1.82万人，下降29.7%(均为2008年6月统计，不包含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地区);二级市场是艺术品拍卖公司，全国拥有拍卖资质的拍卖公司288家，目前全国艺术品拍卖的重镇，首推北京，除此以外还有上海、杭州、广州、沈阳和重庆等各大、中型城市;三级市场主要是指现在各地风起云涌般出现的古玩城等大众市场，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，甚至包括边远的县城，是适合于大众收藏的低端市场。
国家文物局在2005年的资料中指出，中国拥有爱好收藏的大众人数是7000万人，而2009的资料显示，这一人数已经上升为9000万。
如此庞大的艺术品市场，却有人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收藏家，这无疑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!
要想解开这个谜团，我们应该从“收藏家”的定义着手，才可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道明白。
所谓“收藏”，按词典的解释，就是“收集保藏”;“家”的概念也不过是“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”，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和标准。我认为，“收藏家”的概念里应该包含广义和狭义之分。
1、广义收藏家，就是社会上有这样一些人，对于某些物品有着自己特殊的爱好，并对此进行收集保藏。他们的收藏品，不一定要符合社会的共性价值，只要具备一定的数量或规模就可以了。中国目前拥有爱好收藏的大众人数是9000万，都应该算在此内。
对于他们的收藏品，为什么没有加上“主题”的要求呢?比如，中国有许多人爱好收藏报纸，过去是按照主题划分的，如有人按时间取舍，只收藏“文革”报纸;按种类划分，如只收藏“创刊号”的，等等。如果有人没有按照主题划分，只要是报纸他就收藏，这样的人在过去不免会被人耻笑为“捡破烂的”。但是，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广义收藏家?我的观点是，也算。因为从时间的角度来观察，今天的报纸就是明天的历史。至于这些海量的报纸个人怎么保存、是否有市场的升值空间?那完全是收藏家个人的事，我们不必杞人忧天。
2、狭义收藏家，也就是专业收藏界里面的真正收藏家，或者称之为专业收藏家，才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问题。我对狭义收藏家下的定义是:具备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修养、收集保藏一定数量的具有社会共性价值的物品，并进行专业研究或利用的人。
我的这个定义里面，零件太多，可是左顾右看，似乎一个也不能少。我在此要对专业收藏家所应具备的三大要件进行必要的阐述。
第一、专业收藏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修养。
这里的艺术概念，不仅表现在纵向时间的艺术内涵，同时也是指艺术在某个时代——横向上的发展状况。而“一定”的概念，是一个弹性的指标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
我们不能想象，一位不具备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修养的人一旦进入收藏市场，怎样去上手收藏?以今天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为例，涉及中国字画、瓷器、油画、雕塑、版画、古籍、古琴、邮票、家具、缂丝、玉器首饰、洋酒等近百个品种，而一个拍卖公司的一场拍卖会的拍品就会高达数千件之多。面对琳琅满目的市场，他一定是眼花缭乱，仿佛如瞎子摸象，恍惚中不知北在何方。
怎么办?聪明的收藏家在其初涉收藏市场的时候，往往选择“借脑袋”和“借眼力”的办法。所谓“借脑袋”，就是倾听专家的意见。专家给他出谋划策，提供收藏的思路和方法;“借眼力”，就是借用行家的知识和经验，去鉴别藏品的真与伪、优与劣，从而保障自己不走弯路，不栽跟头。
北京著名金铜佛像收藏家邢继柱先生，收藏的历史并不长，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。起初，他是收藏中国油画的，后来由于兴趣的转移，开始转而收藏中国历代金铜佛像。在邢继柱的金铜佛像收藏道路上，有一个专家不得不提，那就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先生。而黄春和为邢继柱起步收藏金铜佛像，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向专家“借脑袋”和“借眼力”。
第二、专业收藏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收藏规模和品质。
如果你收藏了一两件艺术品的话，哪怕是最顶级的艺术品，也很难说你就有资格成为专业的收藏家，就可以功成名就了。这个观念在清代就已经形成了。清《四库全书》中乾隆皇帝“圣谕”说:“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，可称为藏书之家”。这是对藏书家的要求。后来，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逐渐普及，要求藏书家的藏书量有了上升，到了“万册”的界限。曾见《北京日报》上有人写文章，先把江青列为中国现代藏书家，后又质疑她是“盗书贼”，这是没有根据的。因为从1956年到1976年，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取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他的夫人江青，除了家用之外，完全能够支付购买属于江青的那上万册图书。这是有历史资料可供查考的(见《党史博采》“毛泽东亿元稿酬处置内情”)。
事实上，真正的收藏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收藏规模，同时，还要拥有一部分足以代表你收藏水准的精品。而人们要想成为真正的收藏家，自古以来只有两条路:要么自己动手，开始收藏;要么继承祖业，延续收藏。
我国著名文物鉴赏大家朱家溍(1914-2003)先生家族，就是继承祖业收藏的典型例子。他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二十五世孙。他的高祖朱凤标为道光十二年进士，宦至太保体仁阁大学士。他的父亲朱文均，是近代著名碑帖收藏家、书画鉴定家，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时，负责鉴定故宫院藏古代书画碑帖。经过朱家前辈数代收藏，到朱文均时已经是民国四大收藏家之一。解放后，朱家将这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。
朱家溍先生的女儿朱传移女士是我曾经的同事，经常交流，所以对于她家过去的收藏情况也就耳熟能详。据我所知，朱家的收藏主要有四个体系:1.“黑老虎”——古代碑帖，按照朱文均先生的遗愿，全部捐赠给了北京故宫(据说北京故宫现存的古代碑帖，有70%来自于朱家的捐赠);2.古典家具。承德避暑山庄自八国联军烧毁后，里面没有了一件古代家具，朱家捐赠后，国家把这批家具调拨给了承德避暑山庄，供游人参观;3.古籍善本，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;4.宋元明清的古画，捐赠给了老家:浙江省博物馆。朱家捐赠的这些文物，很大部分都是属于国家珍贵文物，按现在的市场行情计算，其价格难以估量。当然，朱家溍家族的收藏，在中国收藏界的确属于凤毛麟角，高不可攀，普通人家是难以企及的。
我们今天所说的收藏家，大都是白手起家的。无论从收藏的规模还是精品的质量上，都还不能与过去的收藏世家相提并论。
第三、专业收藏家必须具备专业研究的热情，并建立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收藏体系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。
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，任何成名成家的收藏家，都是一流的鉴赏大家。无论是名垂青史的中国字画收藏家张伯驹，还是中国瓷器收藏家孙瀛洲先生，无一例外。
张伯驹先生(1898—1982)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艺术收藏家。他的父亲叫张镇芳(1863—1933)，与袁世凯有远亲关系，因此青云直上，担任过直隶差委总办等高官，主办过开滦煤矿，创办了中国盐业银行。张伯驹本人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，他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名作堪称富可敌国，比如《展子虔游春图》、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唐朝大诗人李白的《上阳台贴》、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、宋范仲淹《道服赞》卷、宋蔡襄《自书诗》卷、宋黄庭坚《诸上座》卷、宋吴琚《诗帖》卷、元赵孟頫《草书千字文》等稀世书画珍品，每一件都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!解放后，他和夫人潘素一起将自己的收藏全部捐赠给了国家。我们现在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博物馆里缺少了张伯驹的这些收藏，那么国家艺术收藏的分量，在我们心头一定会感觉轻了许多。
孙瀛洲先生(1893—1966)的情况有些传奇特色。他原先是河北冀县一个农民家庭的穷苦孩子，1906年来到北京做学徒，经过奋斗，于1923年开办了著名的“孰华斋”古玩店，成长为中国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和了不起的收藏家。解放后，他将自己惨淡经营、多年收藏积累的3000余件文物慷慨捐献给了北京故宫，充实了故宫博物院内的文物收藏。其中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件之多，25件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他撰写的文物鉴定文章，至今仍为专业人员的宝贵教材，他被誉为瓷器鉴定的“成化王”。当下，我国瓷器鉴定最权威的专家耿宝昌先生，就是孙瀛洲当年一手培养起来的徒弟。
这些中国近现代的收藏大家，不仅具备了专业研究的热情和水准，建立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收藏体系，更加令人钦佩的是，他们以自己一生的努力成果，最终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。
当下，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的中国收藏家，首屈一指是北京的马未都先生。
马未都先生的收藏情况我比较了解，因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我与他就有过交往。据我所知，他早年作为北京的知识青年下过乡，返城之后当过工人，后来又去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个文学期刊当编辑。在80年代，中国艺术品市场还没有形成，只有一些民间的所谓“鬼市”——也就是农民收集了一些老旧的瓷器、书籍等杂物，天不亮时在城市路边摆摊交易。由于马未都喜爱收藏，很自然地就开始混迹在“鬼市”之中，并伴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而“投机倒把”，不断积累自己的收藏阅历和收藏品级，最终成为中国著名的瓷器和家具类的收藏家，创办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第一家民营博物馆——北京观复博物馆。
马未都的收藏经历不可复制，或者说，他钻了历史的一个空子:比如说官窑瓷器和名贵家具，在过去它们就很值钱，可是在“文革”十年中，它们成为腐朽没落的“封、资、修”的精神鸦片，遭受社会鄙视，根本不值钱，甚至白送人都不要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初，大众的收藏意识还没有觉悟，而马未都们就开始上手收藏了。等到一二十年后，中国人经过改革开放时期，大家有钱了，也有了收藏的兴趣，这些艺术品又开始很值钱了。所以说，马未都的收藏，占尽了天时地利。
2008年，马未都在中央电视台的《百家讲坛》开课，讲述了他的收藏经历和心得，进行大众收藏知识的普及，电视拍了几十集，播出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。有些行家在背后窃窃私语，进行诋毁。我深不以为然。
我以为，马未都先生上《百家讲坛》，有些学术观点值得商榷，完全可以进行公开讨论，但是，对于他在电视台讲课这件事，应该说是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，激发了大众对于中华文化和古典艺术的热爱之情，这一点不能抹杀，而且一定会写进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史册之中。这是马先生的贡献。
2009年9月16日，我和马未都相见于观复博物馆。他告诉我，“人啊，年轻的时候趋利，年纪大了趋名，自己越来越想干点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事。”他已经决定，这一辈子收藏的艺术品不会传给他自己的孩子，而是捐给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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